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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新葡京游戏平台325vip[2]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MesserAnnibaleBentivogli)于1445年被波洛尼亚另一个大家族首领巴蒂斯塔·坎尼斯基(BattistaCanneschi)杀害,但遭到群众反对,巴蒂斯塔·坎尼斯基亦被杀死。

新葡京游戏平台325vip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提高他的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权力地位,遭遇到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困难。第一,他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够使他的儿子成为不是教皇辖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知道,如果他要夺取本来属于教皇辖地的地域,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法恩扎[2]和里米诺[3]都已经在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除此之外,他知道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本来可能帮助他的军队,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势力扩大的人们手里,这些人是奥尔西尼家族[4]和科隆内家族[5]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他不能够依靠他们。所以,为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的主宰,他有必要打乱这种秩序,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不堪。对他来说,这是容易不过的,因为他察觉到威尼斯人由于其他理由所驱使,愿意再度把法国人招回意大利。他不但不反对这样作,而且还帮助法国国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关系,使事情更好办。于是法国国王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之下,长驱直入意大利。路易刚刚到达米兰,教皇为了夺取罗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罗马尼阿慑于法国国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贵族应该主要地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考察:他们支配自己行动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完全依靠你的运气,抑或不是这样。对于那些这样约束自己而不是贪婪的人们,你应该给以光荣并加以爱护;而对于不是这样约束自己的人们,你可以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检验。这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可能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你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你隆盛的时候,他们会尊敬你,而当你处在逆境的时候,你也无需畏惧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这是一个征象,表明他们为自己着想比替你着想得更多。君主就应该防范这类人,并且把他们当作公开的敌人那样加以警惕,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主灭掉。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11],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17]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新葡京游戏平台325vip[5]贝尔纳博(messerBernabò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后来亚历山大六世做了教皇,在历代教皇当中,他最充分地说明一个教皇使用金钱与武力两者能够得势:他利用瓦伦蒂诺公爵作为工具,并且利用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机会,实现了各项事情,这些事情我在上面论述公爵行动的时候已经谈论过了。虽然他的意图本来不是为着壮大教廷的势力,而是为着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这样作,其结果是壮大了教廷的势力,因为在他去世和公爵灭亡之后,教廷就成为他的劳动成果的继承者。[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16]亚历山大·塞韦罗(AlessandroSeviero,208—235),罗马皇帝(222—235),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1]教皇朱利奥二世力图使意大利在他的领导下统一,曾进攻费拉拉,但由于费拉拉同法国联盟获得支援,因此失败。教皇于是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以及威尼斯等)结成反法国的“神圣联盟”(1511年10月5日)。其后教廷和西班牙的军队同法军作战,在拉文纳(Ravenna)惨败。只是由于法军主将加斯通·德·富瓦死亡,并且瑞士出兵二万人支援“神圣联盟”,法军被迫退却,意大利才幸免于难。

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10]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新葡京游戏平台325vip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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